刚刚发动一场巨大的人事改革 , 孙亚芳在同年又开始让华为与各地的电信局合资成立子公司 。 随后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 华为一共成立了十多家合资公司 。
这种和电信局合作的形式 , 让电信局和华为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体 , 由此华为也就开辟了庞大的销售渠道 , 绑定了许多的长期客户 , 令人头疼的回款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
除此之外 , 孙亚芳还建议多多吸纳邮电系统的员工入股华为 。 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华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 有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
正是曾经在电信局工作的经验 , 让孙亚芳的脑海里 , 有了这样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改革想法 。
自此 , 华为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营销两大体系 , 在孙亚芳先后两次大手笔之下 , 已经趋近于完善 , 这也是为何华为从1996年后就开始了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
1999年 , 由于孙亚芳的卓越贡献 , 她被推选为华为董事长 。
同年 , 华为市场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 , 讨论的话题正是华为市场部干部的现状 。
席间 , 一名副总裁提出要在市场部实行竞聘 , 因为市场部部分中层领导满足于现状 , 缺乏斗志 , 严重拖慢了市场部的发展 。
此建议一提出 , 立马得到了其余几名副总裁的附和 , 可是这个方案偏偏到了孙亚芳这里被否决了 。
孙亚芳之所以力排众议拒绝了这一提议 , 是因为她认为竞聘这种工作方式 , 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做法 。
华为的人力资源体系已经被打造得相对完善 , 对干部的评价系统也比较完备 。
公司接下来应该要做的 , 是通过运作体系来考察干部 , 而不是通过施加压力来形成竞聘 。
就这样 , 几位副总裁打磨许久的方案 , 被孙亚芳的片刻思考而击败 。
针对几位领导的担心 , 随之她提出了“狼性文化” , 旨在让进入华为的员工接受“狼性”的训练 , 将每个人打磨成不屈不挠的进攻者 , 让那些看轻升任董事长的高层领导心服口服 。
助华为困境脱险 , 创“左非右芳”时代除了能够在顺境中帮助华为一点一滴地成长 , 在逆境中孙亚芳同样能做到挽狂澜于既倒 。
2003年 , 华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艰难期 , 这一次对内要提防叛出华为的李一男 , 对外要和起诉华为侵权的思科打官司 。
华为原本逐年上涨的销售额 , 却在这一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
同时思科起诉华为盗用源代码 , 要求华为停止生产 , 并对思科做出赔偿和道歉 。 就在任正非头疼之时 , 孙亚芳开始在背后为他出谋划策 。
首先孙亚芳建议任正非拉拢更多的盟友 , 也就是思科的竞争对手 。
随后她又向外界展示华为的工厂 , 让人们相信华为不需要靠抄袭来完成制造 , 最后孙亚芳主动出击上诉思科 , 让思科偷鸡不成蚀把米 。
正是这一系列操作 , 让华为在这场官司中赢得彻底 , 也让任正非很快抽出身来专心对付李一男 。
自此 , “左非右芳”这个称号在业内广泛传播 , 一些人也将她视为任正非的接班人之一 。
相比较于其他领导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指挥” , 孙亚芳更倾向于辅佐任正非 , 说她是任正非最出色的助手也不为过 。
因为在整个华为 , 对任正非脾性和思想的理解 , 无人能够出其右 。
曾经孙亚芳给任正非写了一篇报告 , 报告中提到了三个观点 , 一是体制创新 , 二是让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 , 三是具有自我批判能力 。
这三个观点得到了任正非极大的认同 , 在随后任正非发表的《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 , 被他引用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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