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专家：部分AI伦理研究仅起到洗白作用，应思考重建社会信任( 二 )

“可以看到，我们对伦理规则的设想，技术落地时困难重重，所以需要设计者、研发者、供应者、部署者、管理者共同作为。”曾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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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应重视重塑社会信任
值得关注的是，曾毅观察到，在全球范围内，当前对伦理谈论最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出现的伦理问题也最多。这说明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存在脱节。
曾毅发现，有些公司建立了自己的伦理研究团队，有些公司是广告、公关等团队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们负责跟民众、政府、媒体、学术界和潜在用户进行交流，但是很难将伦理研究的成果应用到设计、研发、部署等步骤中，仅仅是起到一个“伦理洗白”的作用。
对此，段伟文表示，产业界应着眼于“长期主义”，重新构建社会对科技企业的信任，否则很难长期发展下去。
近年来，舆论越来越关注大数据杀熟、个人信息不当索取、算法歧视、平台控制、游戏沉迷等问题。“有些企业问我，在目前的数字经济治理环境下，大家究竟怎样看待科技企业？怎样看待科技？”段伟文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谈数字时代的社会信任危机与重建。
【段伟文|专家：部分AI伦理研究仅起到洗白作用，应思考重建社会信任】他分析，数字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又是很脆弱的。因为数字技术作为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人们是特别喜欢它的，包括短视频、各种新的支付方式等。因为它是新事物，所以没有信任赤字，大家都相信它。但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对风险认识不足，当最后造成伤害的时候，就会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对科技的信任。当社会舆论不再信任之时，该风险就有可能被定义为公共风险。
面对创新带来的巨大变化，治理方越来越感知到风险，于是监管就出现两种特点：一是要先发制人，把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二是技术滥用无法被社会接受时，会溯及既往。
“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是否合规，也应该更多地去考虑‘好不好’，去重塑科技企业的社会形象，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段伟文建议，面对既先发制人也追溯既往的治理格局，企业一方面要改进技术，另一方面也应实行伦理关怀。
“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但它需要通过努力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面向用户、面向社会价值的创新，而不只是增加财富、加强资本的创新。”段伟文说，现在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解决伦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超越技术手段，用更广泛的社会关怀来补充。
采写：南都采访人员马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