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全国从业者不足五百人这个职业帮法官破解技术密码( 三 )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大多处理的是民事类案件。
2020年，广州某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控诉，其无人机传感器的设计方案遭到一些个体户侵权。该公司的举证材料很充分，而被告席上的个体户出庭时甚至讲不清楚产品结构和技术原理，几乎处于失声状态。
作为本案的技调官，练景峰必须恪守中立。为了查明技术事实，他查阅各种技术资料并发现细微的区别技术特征，通过无人机飞行轨迹实验比对，查明了该细微区别所产生的不同技术效果，并明确：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存在实质区别。
最终，除1宗调解外，原告撤回其余15宗案件的起诉，涉案个体户摆脱了面临大额赔偿的恐惧。
对于这个案子，练景峰记忆犹新， “技术调查官要助力科技创新成果的保护，但也要确保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与其技术贡献程度相适应，捍卫社会公众的正当利益” 。
不过法官强调，根据《规定》的有关内容，技调官是提供技术咨询的审判辅助人员，审判权终究是在法官手上。
配备数量不足，技术调查人才捉襟见肘
王昊就职于中国煤矿科工集团， 2019年开始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兼职技调官，参与了70多件机械领域的案件审理。
兼职技调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特色。兼职技调官一般来自专利审查部门、高校、企业或科研院所，有案子时才参与法院的技术审查工作。而交流技调官一般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审查协作中心派出的人担任，类似于“借调” ，要在法院坐班。
目前，该院有60名技调官，包括王昊在内的兼职技调官有58名，另外2名是交流技调官。从2015年有技调官算起， 6年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共有200名技调官参与了2872件案件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
“兼职技调官不脱离本职工作，他们在研发和生产一线，对技术的现状和发展有更清晰的了解。同时，兼职技调官有一定任期，可定期更换，有利于将更优秀更适合的技调官挑选出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员周丽婷说。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走的是另一种路：给技调官编制和公务员身份。练景峰就是专职在编的技调官。
“我觉得专职在编的技调官更便于人事管理，有利于打消公众质疑，更符合政策初衷。 ”邹享球说。
但现实压力也显而易见。邹享球此前调研发现，在日本，法官和技调官的配比在1∶1至2∶1之间，韩国这一比例则为1:1.6 。比如，韩国特许法院共有17名法官，配备技调官高达27名。
“因为编制有限，我们法院27个法官只配了6名技调官，其中2名还兼任法官助理。 ”邹享球无奈地说， “在我们法院，一个法官每年要审理500多件案子，大多涉及民事纠纷，技调官远远不够。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虽然有兼职技调官资源，但也面临“案多人少”的难题。
“兼职技调官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能投入法院技术调查工作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有限，大部分兼职技调官一年承接的案子约8—10个，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年均审理专利、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案件3000件左右，这一数量还在不断增长。 ”周丽婷说。
面对巨大案件数量，技术调查人才配备有些捉襟见肘。
“现有技调官数量不能满足技术类案件不断增加的需求，这是影响技术类案件审理效率的制约因素之一。 ”兰国红说。
缺乏相应保障机制，技调官制度有待完善
按照规定，技调官不能对案件裁判结果进行表决，技调官提供的技术调查意见不属于证据，不能公开。
在司法实践中，技调官的技术审查意见一般都会被合议庭采纳。邹享球说，这足以说明技调官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实质性影响。

案子|全国从业者不足五百人 这个职业帮法官破解技术密码( 三 )

案子|全国从业者不足五百人这个职业帮法官破解技术密码(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