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数百万外卖骑手，是如何被美团饿了么剥离用工关系的？( 二 )

雷达财经获悉，《报告》中对近十年外卖平台用工的三大类八种模式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外卖平台出现前，餐馆通常会自雇员工进行配送；外卖平台出现后，外卖员转而由平台统一招募，而在外卖市场规模化前期，平台仍会以优厚待遇吸引大量劳动力涌入配送市场。此时，外卖员与平台间，仍会直接建立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
在这个阶段，平台也可能采取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即在骑手和平台间，添加一个劳务派遣公司。但我国的《劳动合同法》保证了，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在劳动者受到损害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外卖平台发展中期，运力成本大幅增加，但平台间又“卷”得厉害，于是优化运力结构就成为了各大平台的首选，众包模式应运而生。
不过，法院几乎从来不会认定众包骑手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即使是在外卖平台直接与众包骑手签订合作协议的阶段。因为众包骑手自由度非常高，平台对其的使用和管理，与劳动法中的用工管理有很大区别。
而在外卖平台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进一步将自身与众包骑手进行“法律隔离”后，法院就更不可能认定平台与众包骑手间的劳动关系。仅在极少量的场景下，法院会认定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该骑手在单一外卖平台从事全职配送，且造成损伤的场景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众包服务公司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有待商榷。蜂鸟众包的众包服务公司之一注册资本仅为5万元，尚未实缴完毕，还在2021年上半年两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众包出现后，紧接着平台的“正规军”也被外包给了配送商，但大量配送商在入职过程中要求骑手签订的承揽协议、合作协议、兼职协议，让专送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和权益保障受到极大影响。同时配送商的存在，也让专送骑手希望外卖平台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控诉多以失败告终。
在此基础上，还有配送商将全部或部分配送业务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多个公司甚至个人，形成一张复杂的外包网络。这就更让外卖平台撇清了与专送骑手的法律关系。
而邵某某遭遇的，正是经过多层演化后的网状外包模式。经过一系列的腾挪，骑手的劳动关系已被彻底肢解，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越发难以确定用人单位。
但这还并不是用工模式演化的终极形态，在近期的报道中，不少专送骑手已经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这直接把原本骑手和配送商的雇佣关系，变成了骑手与灵活用工平台、配送商的平等合作关系，而平台，已几乎不可能被认定为用人单位。
超过1900份判决书也对上述演变进行了佐证。据《报告》统计，1907份有效判决中，涉及美团、饿了么的案例共有1719份，其中涉及专送骑手的超过1500件，众包骑手的只有不到200件。
专送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的首要条件是与用人单位确认劳动关系。起初在外卖平台自营时，骑手认劳率可达100%，当外卖平台将业务外包给一级配送商后，专送骑手认劳率跌至81.93%，当配送商将业务再次外包，专送骑手认劳率进一步跌至47.46%。
在这其中，认定劳动关系还有对象的问题。外卖平台由自营转为外包后，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的概率从100%骤降至0.32%，到个体工商户的模式时则降为0。而配送商通过外包和个体工商户的模式也成功将法院的认劳率从81.93%降至47.46%、58.62%。
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由平台自营和劳务派遣的100%降到15%以内。
基于此，《报告》提出了外卖用工模式的几大挑战，分别是：合作用工方式人为打碎劳动关系、外卖平台权责不统一、配送商市场脆弱且正逐渐发生畸变、骑手劳动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不到位、众包模式从灵活用工转向粘性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