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个人信息保护法，拉开“反杀熟”大幕( 二 )

“这便是过错推定原则。当你的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在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就会被推定有过错，应承担赔偿损害责任。这对处理信息的一方是不利的。”

这条很重要

据庄帆律师回忆，2013年曾发生过一起林某与四川航空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前者控告航空公司滥用自己的电话与航班信息数据，给自己出行造成损失。

由于当时的法律尚未针对个人信息泄露相关的侵权案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一审法院以林某“举证不能”而未支持他相关的诉请。随后，他提起上诉，经过复杂的二审程序，最终艰难胜诉。

“这个案例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以前的。

一审，法院认为林某虽然举证证明了四川航空公司掌握、知晓其交易信息及该信息被泄露的客观事实，但并未举证证明该信息确系由四川航空公司泄露。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表示林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未支持消费者的相关诉请；

二审过程中，法官已经认识到举证责任难度，虽然‘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但结合具体情况，法院认为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原告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所以二审原告胜诉。”

但是，如果本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审理，那么法官就可以直接援引第69条，让被告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被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因此，之所以现在《保护法》这样规定，他认为有可能是个人维权用户去举证比较困难。太多技术细节和更多信息都在对方（企业或数据侵权者）手里，所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也是对个人的一种保护。

他还指出，《保护法》第70条，正式将个人信息保护列入了公益诉讼的范围。这很有意义。

以前如果个人去提起“个人信息被滥用”的诉讼，时间和金钱成本很高，很多事情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引入了公益诉讼机制，个人在其权利受损后就应当勇敢发声。

当这些信息被汇总后，相关组织经过判断并掌握一定证据后，就有权去发起诉讼。这就相当于给很多愿意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人，开辟了一个相对便捷的通道。

个人数据收集乱象，该结束了

从很多人的经历来看，我们心里很清楚，一方面，其实不可避免很多个人数据已被拿走，譬如人脸特征和身份证信息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在不知不觉被很多APP实时收集个人网络行踪数据。

前者，重点是要放在对数据滥用行为的打击上；后者，则涉及到对数据采集的规范。

而这部法律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存在数据滥用现象的“商业公司”端入手，对他们未来的数据采集方法进行严格约束与监控。

举个例子，我们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允许手机和app打开我们的麦克风和摄像头，或者默许app收集自己的定位和信息浏览踪迹。这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可疑数据偷窃痕迹：

在某夕下单，某宝可能会立刻“惊觉”你的行为，马上推送并给予优惠券；家里智能音箱播放一首歌，手机上的音乐app竟然会很快推荐同一首歌，同样的情况屡次发生；在机场的唱吧里唱歌，回家后某品牌智能音箱竟然能够推荐大量相同的歌曲……

这里面一定涉及到企业对我们个人行踪信息“无孔不入”的采集策略。

2021年5月，苹果公司上线了针对手机用户的隐私保护策略——更新iOS 14.5后，你会发现其中新增了“App跟踪透明度”功能。每打开一个app，它会提示你“是否同意追踪”。只有用户主动授权，App才能收集属于你在这个设备上的活动数据，也叫做“获取你的IDFA”。